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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创作:在摄制中“发现”故事 · 要知道意外和新发现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你必须先有一个总体思路,即:按照当前你对给定的主题的理解,首先尽你所能地寻找最佳的故事。至少你得明白你的影片的基本线索故事,最低限度,这将有助于你预见这部影片需要具备的因素,包括角色和场景之类的。

纪录片摄制中的一个最大的误区是制作者往往认为影片故事是自然而然地发生的。事实上,我曾经听到过相当多电影制作者的高谈阔论,他们认为,故事会在摄制过程中甚至剪辑室里自己显现出来。当然这也许是正确的。对于经验丰富的电影制作者而言也许的确如此,但这并不意味着影片制作者只需要一味地拍摄素材,而在此过程中大脑里并没有形成任何故事,他(或她)只不过改变了故事的重点,或在制作和后期合成中调整了影片结构而已。即使有些直接电影类型的影片需要在剪辑室里进行意义上的加工,你对它们的拍摄也基本源于你对故事和其潜在发展方向的理解。你不知道真实的故事要将你带去哪里,但你一定能预料一系列事情的结果,并决定一个故事是否具备了充分的展开的条件。当电影制作者苏珊·弗霍姆克(Susan Froemke)在梅索斯电影公司(Maysles Films)担任主要制片人时,她曾花费数月的时间为影片《拉利一家》(LaLee’s Kin)(详细内容见第21章)选择合适的人物角色和故事,她想通过这些人物和故事来探讨贫穷这一主题。

<em>《拉利一家》</em>(LaLee's Kin: The Legacy of Cotton)剧照《拉利一家》(LaLee's Kin: The Legacy of Cotton)剧照

有时候机会在你深思熟虑的计划之外出现。当电影制片人盖尔·多尔金(Gail Dolgin)和维森特·佛朗哥(Vicente Franco)得知海蒂·巴比(Heidi Bub)将会和在1975年的“婴儿抢救大行动”“Operation Babylift”①中抛弃了她的生母在越南团聚的事情后,他们花了几天时间用以决定是否去越南拍摄。多尔金说“我们确实认为我们将见证一场幸福的重逢,至于我们能否带回除此之外的任何故事,我们对此没有任何思想准备。”他接着说,“就是原始的感情和激情吸引了我们,而这些是纪录片的重要元素。吸引我们前去拍摄的原因还有:事实上我们也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只是有了这样一个想法,然后就跟着了。”最低限度,影片制片者要有一个基本的故事,即一个被收养的孩子返回自己的故乡。但这个故事能否变成一部受人欢迎的纪录片,我们仍要拭目以待。多尔金说“也许那将是一部探讨失去的身伤的后果的影片”,“海蒂在美国南田纳西州长大,我们想象着以某种方式和她一起返回越南,重新寻回她的根。但确实,除此之外我们没有任何想法。我们只是跟去了而已。当然,我们一到那里就清楚地意识到,事情在往和我们期待的方向相反的方向发展。”在越南,影片制作者发现他们陷在了一个复杂的故事之中,也即他们在《美国女儿越南妈妈》(Daughter from Danang)中所讲述的故事。

以揭露美国的机构(医疗、基础训练、社会福利、公共住房、家庭暴力)问题而闻名的弗雷德里克·怀斯曼(Frederick Wiseman)曾经告诉采访者,他一旦获准拍摄某部影片,就会立即去到拍摄地点并花上数周时间进行拍摄,之后再在几个月的剪辑过程中寻找主题和观点。但请注意,怀斯曼的作品中总有一种固定的结构--日常生活和他在拍摄过程中遇到的个人故事的节奏--那是他赋予自己的影片的一种独特的风格。

在1998年媒体就他的影片《公共住宅》(Public Housing)展开的一次采访中(发表在《波士顿凤凰报》Boston Phoenix上),作者兼电影制片者杰拉尔德·皮尔里(GeraldPeary)问怀斯曼,他在拍摄的过程中是否会有意地寻求“戏剧性”。怀斯曼回答说“开始的想法是:我努力去拍摄一部影片。一部影片必须有戏剧性的场景和结构……所以,我在寻找戏剧性的事情,尽管我没有必要刻意找那些人们殴打和枪杀的事件。在日常生活经验就有许多戏剧性的事情。”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怀斯曼的拍摄风格:他的拍摄比(即拍摄的素材与最后成片使用的素材的比率)总是很高,剪辑周期也很长。

<em>《美国女儿越南妈妈》</em>(Daughter from Danang)剧照《美国女儿越南妈妈》(Daughter from Danang)剧照

意外新发现

对于纪录片制作者而言,仅仅由于他们所遇到的角色和情形和他们所期望的不同,甚至比他们期望的更有感染力,就因此开始拍摄另一部影片的情况是罕见的。关于影片《无声的呐喊》(Sound and Fury)的公开出版物披露,导演乔许·艾罗森(Josh Aronson)说他最初想要拍摄五个聋人,他们的经历将涵盖人们关于聋人的一些态度和观点。但艾罗森在调查中发现了阿汀尼纳(the Artinians)一家,这家有兄弟俩--一个能听到,一个听不到--两兄弟又各有一个耳聋的孩子。这给导演创造了一个来探求这个大家庭在教育聋哑孩子上的冲突。另一个例子,在安德鲁·贾里克(Andrew Jarecki)拍摄的关于生日聚会上的小丑的影片里,电影拍摄者在其中一个小丑身上意外地发现了最终由影片《抓捕弗雷德曼父子》(Capturing the Friedmans)所讲述的故事--一场灾难性的娈童案毁灭了一个家庭。

要知道意外和新发现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你必须先有一个总体思路,即:按照当前你对给定的主题的理解,首先尽你所能地寻找最佳的故事。至少你得明白你的影片的基本线索故事,最低限度,这将有助于你预见这部影片需要具备的因素,包括角色和场景之类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乔恩·艾尔斯(Jon Else)在他的书中谈到电影制作者时,他要求制作者们“带着一些防暴应急计划”出发,这样即使拍摄的所有东西都是错误的,他们仍然会带回来一些意外的收获。

摘自《纪录片也要讲故事》

作者: [美] 希拉·柯伦·伯纳德

译者: 孙红云

「来源: 1905电影网 2025/0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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