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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头风云》由好莱坞著名导演伊利亚·卡赞执导，1947年他导演的《君子协定》为他获得第一座奥斯卡最佳导演奖杯，1948年他导演的另外一部作品《推销员之死》使他奠定了艺术大师的地位。
《码头风云》一片的预算仅仅有100万美元，但最后的票房收入超过预算近10倍。卡赞在影片完成后曾说过，他在拍摄中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要想尽办法把演员留在现场，因为当时的天气非常冷，大部分演员都极不愿意拍摄外景镜头。而在最后的成片中，恰恰是那使演员瑟缩颤抖的寒冷增强了表演的穿透力和真实度。为了增加影片的纪实性，剧组在新泽西的码头、贫民窟和下层酒吧拍摄了36天，片中工头的保镖们都是由拳击手出演。
内容简介
曾经是职业拳击手的特里·马洛伊，血气方刚，在纽约港当码头装卸工，并为工会头目约翰尼·佛兰特跑腿。特里的哥哥查利奉约翰尼·佛兰特之命杀死了特里的朋友乔伊，特里也不幸成为帮凶。不久，特里结识了乔伊的妹妹——大学生伊蒂。伊蒂亲眼目睹码头工人的悲惨生活，尤其看到自己的亲哥哥因为替工人说了几句话就惨遭杀害，决心和教区牧师巴里神父一起，为码头工人伸张正义。特里十分同情伊蒂，在和伊蒂的接触中，他告诉伊蒂他的人生哲学是“在别人能动手之前，应该先下手为强”，伊蒂指责他缺乏理想和感情的火花，甚至没有丝毫人性的仁爱。特里深深地被触动了，他感到伊蒂是那么纯洁和富有温情。
相处过程中，两人渐渐产生了微妙的爱情。可是因为对黑帮的忠诚和黑帮的帮规，特里还在犹疑不定。政府的“犯罪调查委员会”开始调查乔伊之死，码头工人诺兰因愿意作证而被害。同时，查利又奉约翰尼·佛兰特之命要杀死特里，查利出于手足之情向特里吐露了实情，使特里逃脱了追杀，自己却被黑帮杀害。这一出出的恶行迫使特里走上了法庭的证人座，去揭发查利和约翰尼的罪行。结果特里成为工会的弃儿，在码头上被约翰尼及其打手打得死去活来，倒地不起。正在这时，神父和伊蒂赶来了，码头工人们围上来了，在血的事实前，工人们完全觉醒了，特里最终获得了码头工人们的支持。
获奖原因分析
一部影片由情节、节奏、表演、台词、镜头、剪辑等诸多元素组成，一部好看的电影必定是在其中的几个方面表现出了精湛的技艺，而一部可以称之为“经典”的电影则是全方位地运用电影艺术的基本元素，并达到了自然融合的境界，透射出人文精神的光辉。《码头风云》正是这样一部经典的电影。
主演是马龙·白兰度，导演是伊利亚·卡赞，仅凭这两位的声誉足以支撑起《码头风云》成为一部好看的电影。作为一名杰出的演员，年轻的白兰度野性外表下潜藏着温柔和稚气。他的表演极具张力，加入了很多即兴的演出。特别是他外在的肢体动作和面部表情使得特里·马洛伊这个人物纠结的内心得以尽情呈现，彻底发挥了他那常人所不及的对事物的直觉。在刻画矛盾冲突引发的心理变化上，他有着出色的驾驭能力，使得角色的融入不落痕迹。而伊利亚·卡赞则从舞台剧排演的经验中发现灵感，找到了一种特殊的电影感。这种电影感是在固定镜头的单一画面中包罗两个以上的冲突元素或者叙事元素，连贯地组织起叙事节奏，在平稳的铺陈中逐步地揭示主人公思想被启蒙、良知被唤醒的心路历程。
本片的拍摄风格冷峻，具有强烈的写实风格，尤其是对码头、仓库和酒馆中底层人物群像的塑造，让观众见识到一个经典好莱坞贵族奢华生活之外的草样人生。在细节的把握上，导演明显地采用了纪录片的风格，把码头生活里的肮脏、粗糙乃至汗腥味儿都带到了镜头里。影片的外景全部是在纽约港的码头上实地拍摄的，而室内景的布置则有意地减少了聚光灯的使用，使得内景气氛呈灰暗调子，与主题相当契合。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在导演的授意下，摄影师精心调整每个场景中摄影机的视点，对主人公特里·马洛伊的表情进行细致捕捉，这让其细腻的心理随着情节的推进愈演愈精彩。
影片真实地反映了码头工人的生活、觉醒和斗争，是对美国工会组织内部的腐败堕落和犯罪现象的激情控诉，从中可以窥见美国底层民众血与泪的挣扎。
本片对国家机器暴力统治的巧妙讽喻构成了其超越同时代电影的最重要特征。当我们以一个政治的视角去考察这部电影的基本特征时，主人公所具有的符号价值远远超出了“个人英雄”这个狭小的概念。这部电影公映之时正值美国麦卡锡主义行将衰弱的年代，而影片的主题正是对麦卡锡主义野蛮和非人道的政治意识形态的一次有力的反讽。导演从反抗绝望、反抗罪恶和反抗不公的人本情怀出发，塑造了一个逐渐觉醒的码头英雄——特里·马洛伊；同时，影片对群众的集体失语进行了相对客观的描摹，具有政治隐喻的独特意味，在思想深度上超越了当年其他所有的竞争影片。影片以抗暴英雄的视点对愚众的集体无意识进行了描述，暗示了麦卡锡主义政治的危害性。
在《码头风云》的故事结构中，具有一个“个人对抗全体”的故事模型，用来隐喻麦卡锡时代左派电影人孤立无援的绝境。同时，这似乎也是好莱坞所展现出来的“美国精神”的一部分，即个体英雄能力挽狂澜地解决所有困厄，最终取得群体的认同。在这种情节的设定中，我们看到的是种种敌对势力的阻碍，而群众对权力、专政和政治高压的群体性恐惧是造成悲剧事件一再发生的原因。在一个普遍敢怒不敢言的年代，政治上的严苛审查和告密似乎是这个时代最能嗅到的空气，而绝望的无力感也就不可避免地蔓延在人们日益麻木的心田里，但个人的觉醒总是可以带来新生的希望和力量，于是这种具有启蒙色彩的叙事构成了《码头风云》这部电影的核心价值。虽然就伊利亚·卡赞本人来说，他不是工人运动的参与者，甚至在麦卡锡主义猖獗时期曾有过出卖朋友的政治污点，但仅从《码头风云》所体现出的倾向性来看，他对于麦卡锡主义具有知识分子本能的反思和抵抗。
在影片中，教父和大学生伊蒂的存在具有启蒙者的意味，这两人在心理上感化和引导了特里·马洛伊。但是，导演所强调的这种感化和引导是非暴力式的，具有基督教精神的意味，这也成为特里·马洛伊拒绝使用暴力进行抗争的理由。因此，特里·马洛伊不是以暴抗暴的英雄，他没有依靠自己强壮的拳击手体魄掀起一场范围广大的群众暴力事件。同样，教父对码头工人的劝诫也仅仅局限在对施暴者道德良知层面的谴责，更谈不上怂恿他们以更具社会意识的方式运用暴力了。再看本片的结尾，工会头子约翰尼·佛兰特的倒台是由于彻底丧失人心，他接受的不是法律意义上的惩罚，这似乎也有一种非暴力惩罚的感化含义存在。
由此看来，《码头风云》一片的故事核心具有抽象的隐喻性质，它没有具体到“杀人偿命”或者“罪罚相等”的社会层面，而是拓展到对非暴力政治的探讨。显然，导演在此寄予了一定的社会理想。然而，《码头风云》对非暴力的赞颂也并非完美无缺，该片未触及剥削、压榨等工业社会的本质问题，对群众的群体失语也缺少反思性的批判。但无论如何，这部影片与好莱坞乌托邦式的娱乐片和各种类型的社会问题片保持了些许距离，这让其成为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影片而名垂影史。
（张富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