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人的故事姥爷与孙女相约天上见
这部作品带有很强的蒋雯丽自传色彩，讲述特殊时代双亲不在身边的女孩与姥爷之间的故事，从头到尾都透着细腻与感人：姥爷无论刮风下雨，日复一日陪小兰去练体操，亲手为小兰缝制体操服，装鬼脸哄小兰开心，假扮小兰的父母给她写信，求人为小兰做月经带……一幕一幕，无不显露着姥爷对小兰的爱。
在姥爷的呵护下，小兰渐渐长大，然而此时的姥爷却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医生说，“姥爷现在体内的所有器官都衰竭了，只有心脏还在坚持跳动。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不舍得小兰。”于是，小兰开始照顾姥爷，给姥爷洗澡，喂姥爷吃饭，哄姥爷开心，直到姥爷闭上双眼离开了人世……大雨瓢泼，姥爷要下葬了，但姥爷生前却早就安排好阻止小兰去墓地。目的，就是不想让自己的外孙女太过伤心。小兰明白了姥爷的心意，她要好好生活，要和姥爷在天上见，但这一天越晚越好。
细致的刻画孙女喂姥爷吃鱼先拣刺
看惯了打打杀杀、恶搞不断的商业片，《我们天上见》给人一种宁静的感觉，静得可以让人坐下来回味感动，思考关于生命意义的探讨。片中的人物刻画相当生活化，注意细节，比如小兰给姥爷喂鱼吃之前先拣刺这样的情景，细致入微。演员不着痕迹的表演强化了影片的真实感，除了朱旭和刘烨，其他演员都是蒋雯丽老家蚌埠的，演小小兰和小兰的两个女孩儿都是非职业演员，在她们身上，很容易就可以找到故事里时代背景的烙印，纯朴、善良、天真……而扮演姥爷的朱旭，更是在不动声色间就让观众不自觉地想到了自己姥爷。80岁高龄，朱旭在很可能是他的最后一部电影中，将自己在生活中对外孙女的疼爱，全部移植到了小兰身上。
克制的配乐最后剪辑时配乐全换过
画面色彩十分符合人们记忆中那个年代的颜色。而很多表现手法也会让人想到蒋雯丽的丈夫顾长卫，难怪蒋雯丽用“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来形容她对画面的要求。讲述亲情的影片容易落入煽情的俗套，尤其是配乐，《我们天上见》却表现得相对克制，同时也会让人不自觉地感到一丝淡淡的忧伤。蒋雯丽说该片的配乐到最后一次剪辑时全部换了一遍：“原来的版本太煽情了，最后换成了现在这版法国乐曲。”
写自己姥爷的爱让我始终乐观
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都”）：谈谈拍《我们天上见》的初衷吧？
蒋雯丽：这部片子从我2005年开始写剧本，到09年后期制作完成，有四年时间吧。03年到04年，我一共拍了三部电视剧一部电影，大部分时间都在片场，我觉得自己快要崩溃了，已经厌恶了拍戏这件事情，所以接下来的一年我都没拍戏。人闲了下来，很多童年的回忆就像画面一样出现在眼前。想起童年那种物质并不丰富，但精神很充实的年代，我就想拿起机器拍下来，告诉人们，在喧嚣的环境中静下来，不需要太多的物质也可以很快乐。
南都：片中的故事是否都切实发生在你身上？比重大概占了多少？
蒋雯丽：对，大部分是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故事，70％吧。
南都：是什么原因，让姥爷给你留下的点点滴滴如此深刻，30多年以后仍然记忆犹新？
蒋雯丽：中国不是有句古话，三岁见老嘛，姥爷去世的时候，我都和他一起走过12年了。这么多年来，可以说，我所有做人的品质，包括对人生的态度都是姥爷给我奠定的。比如姥爷的善良，自己有一块钱都要分给乞丐5角，这些都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再比如他对生命的豁达，在他那个年代对国家的关心、责任感等等，都或多或少在我身上会有所体现。姥爷的爱让我时至今日都对这个世界保持乐观的态度。姥爷去世的时候，我内心深处好像就有一个声音对我说，我的童年结束了。姥爷的离开就是我人生的一个分水岭，从那以后，我长大了。
想童年雨、伞、布娃娃承载私人记忆
南都：片子换了好几次名，《伞》、《兰草》，最后为什么确定用《我们天上见》？
蒋雯丽：一开始写剧本的时候有好多名字，《伞》是最初定的。但后来很多人都说剧组叫“伞组”有“散组”的意思，不吉利。于是就换成了《兰草》，可慢慢又发现南方人发音老把lan读成nan，这个“难”也不吉利，只能再改，最后就定下了《我们天上见》，正好也体现了祖孙俩难舍对方的那种感情。
南都：虽然名字换了，但影片中有伞出现的画面非常多，伞对于你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
蒋雯丽：伞的画面多主要有两层含义，一个是本身雨多嘛，还有就是伞也象征着姥爷，无时无刻地支撑着小兰，给她遮风避雨。
南都：除了伞，还有很多道具或者场景是反复出现的，比如戒尺、布娃娃、铁路、坐在高台上眺望淮河等等，这些是不是都是你童年生活中有特殊意义的东西？
蒋雯丽：对啊，应该说全部都是我童年的一种回忆吧。戏里小兰拿的那个小娃娃就是我小时候玩的，也是我童年时代唯一的玩具。我妈妈一直替我保存着，这次拍戏才拿出来用，也算原始道具了，呵呵。戒尺也是我和姥爷之间真实的故事，我犯了错误姥爷就会拿戒尺出来打我，这个我们家也一直都保存着。铁路是因为小时候我们家就在铁路边上，京沪线，火车一过，就像地震一样。坐在高台上眺望淮河是我在期盼着爸爸妈妈能早日回到我的身边，因为淮河的北边就是新疆。
南都：影片在清明节期间上映，是特意还是巧合？
蒋雯丽：一开始是想在2009年上映的，但没赶上，就放到了今年4月份。正好，现在清明节国家也放假了，而且新闻也说每年国内都会有几亿人上坟扫墓，逐渐形成了一种“清明文化”。于是我们就说，要不就叫“清明档”吧。
当导演与丈夫顾长卫在片场“掐架”
南都：当导演有压力吗？
蒋雯丽：压力太大了，承载了方方面面的期待，投资方、身边的工作人员、朱旭老师和其他演员，每个人都希望这部电影可以成功。我记得当初拍《金婚》时把这个剧本拿给张国立看过，他就劝我，别拍了，太累了。当时我觉得不会像他说的那样。而且我是个演员，没想过改行做导演，就拍这么一部戏，失败了也无所谓。但真做起来发现和当初想的一点儿都不一样，太辛苦了。这是我第一次当导演，也是最后一次。每天都觉得脑子都不够用。现在嘛，我也不是特别迫切地想再去当导演，但有机会的话一定还会做。但题材上应该还会和《我们天上见》一样，都是我自己创作的。
南都：很多人看完戏都觉得部分场景有《立春》、《孔雀》的影子。你有借鉴一些顾长卫老师的手法吗？
蒋雯丽：哈哈，我确实没想过要和他的风格有相近之处，但不是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嘛，连摄影师林良忠老师都说，你不愧是顾长卫家里出来的，要求真高。
南都：顾长卫导演有没有在片场给你一些指导？
蒋雯丽：他就是开机当天露了一脸。你知道，导演嘛，就习惯指指点点。顾长卫老在那儿指挥，然后我就说，“你是导演，还是我是导演？”结果他就说，“哦，对对对，我明天就走！”结果第二天他就回去了，哈哈。
原来我是希望长卫当《我们天上见》的摄影的，这样我就会轻松很多，不用老想着镜头、机位，我也确实不太懂这些。但长卫说，如果我要来了，导演就不是你，是我了。他也希望我可以拍一部完全属于我自己的电影。
作者：bery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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