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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世春秋》改编自剧作家诺埃尔·康沃德（Noel Coward）的同名舞台剧。舞台剧版从1931年9月6日开始在伦敦上演，共演出了405场，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
后世评论者对这部影片的成功有着些许的异议和质疑，曾有影评家评论这部作品是“沉闷、沉重且单调的”，2007年第79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之前，美国权威杂志《首映》评选出了以往78届奥斯卡奖中10部最名不副实的最佳电影，《乱世春秋》也位列其中。
内容简介
维多利亚时代，1899年的英国除夕之夜，伦敦名门马里奥特家的男主人罗伯特穿上军装，告别妻子吉恩和两个年幼的儿子，出征对南非布尔人的战役。他的仆人布里吉斯也随同前往。战争结束，罗伯特因为战绩卓著被封以爵士称号。而仆人布里吉斯因主人家的资助盘下一间酒吧，也和家人开始了独立营生。随着岁月的流逝，马里奥特家的大儿子爱德华同青梅竹马的伊迪丝结婚，但俩人欢度蜜月搭乘的泰坦尼克号却由于同冰山相撞而沉没，爱德华和爱人不幸丧生。小儿子约爱上了前仆人布里吉斯的女儿、舞蹈演员弗妮。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约应征开赴前线。然而当战争双方即将签订停战协议之际，母亲吉恩突然收到约为国牺牲的消息，一家人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1933年除夕之夜，老马里奥特夫妇缅怀逝者，祈愿未来和平。
获奖原因分析
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美国大多数观众把看电影当做一种在绝望境遇中寻求短暂快乐的方法，以至喜剧片和歌舞片繁荣一时，观众甚至从现实幻灭中追求黑色、丑恶的审美趣味——正如有人说30年代的好莱坞是犯罪片的天下，同年获得奥斯卡提名的影片《逃亡》即是。然而，《乱世春秋》的出现却犹如一口敲响中的沉重洪钟，给经济大萧条下美国民众麻痹已久的心灵以一次强烈而深刻的震撼。
作为一部历史长卷电影，导演借助英国伦敦一个家庭30多年的坎坷历程折射了20世纪初的整个世界，并通过宏大或简练、正面或侧面的镜头语言将20世纪的重大事件在观众面前一一展开。在时代的每一次动荡转变中，影片始终充满着一种乐观坚强的人生态度。马里奥特一家的命运跟世界局势的变化息息相关：男主人罗伯特在布尔战争中因表现英勇而使社会地位进一步提高；1912年，长子爱德华和爱人因蜜月旅行乘坐的当时世界最大的邮轮泰坦尼克号撞上冰山沉没而丧命；1914年罗伯特和幼子约奔赴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场，但约却不幸为国捐躯……中间穿插了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因为制作经费紧张，导演巧妙地将人物家庭命运推向镜头的前面，而把历史作为背景——或以国王、政治家、艺术家、女权运动者等著名人物沙雕头像来表明发生在1909年英国的重大事件；或以维多利亚女王的逝世，暗示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结束。
作为一名英国导演，弗兰克·洛伊德有着明显的维多利亚情结，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是一个工业、科学和文化思想都得到很大发展的太平盛世。名门马里奥特一家的平静和睦生活就是在维多利亚女王维持了四五十年的繁荣时期，但是随着女王的逝世，英国的光荣时代开始没落，人们的社会地位也随之发生改变，这从影片中导演设置的另一条线索——马里奥特家原来的仆人布里吉斯一家在战后发迹可以看出。冲突主要集中在吉恩和布里吉斯之妻为儿女婚事进行商量的场景中，布里吉斯妻子衣着华贵地来到吉恩家，一方面试探性地了解吉恩夫人是否知道约与女儿弗妮交往的事情，一方面又怕吉恩夫人嫌弃女儿舞女的身份，故意在夫人面前吹嘘弗妮受到很多爱慕者的追求，导演以讽刺的手法刻画了布里吉斯妻子虚伪、装腔作势的丑态。而对于马里奥特家族，尤其是爵士夫妇形象，导演则灌注了正面的价值观：两个儿子的相继离世，贵族地位的没落……虽然历经时代的严峻考验，马里奥特夫妇却仍恩爱依旧，也没有失去他们对国家和未来的信心。当我们重温这部奥斯卡最佳电影，不难看到马里奥特夫妇正是通过希望、信心、坚持、勇敢等应对着变动的时代。也正是主人公令人动容的情操以及符合国家、民族主要价值观念的影片基调，感动了美国影艺界的同仁，令他们纷纷甘心为《乱世春秋》投下“最佳影片”的支持票。
不仅如此，以国家、民族正面姿态出现的《乱世春秋》在文化观念上体现出鲜明的反思战争的意识，其所张扬的尊严、伟大以及友谊、和平的精神契合了当时的观众和评委的价值观念。在对战争的反思中，导演弗兰克·洛伊德主要以女主角吉恩作为叙述者，通过一位妻子和母亲的视角揭露战争给家庭和国家带来的伤害，强化并丰富了影片的反战意识。女主角黛安娜·温亚德是来自英国的一位很受观众欢迎的戏剧演员，在英国利物浦和伦敦的戏剧舞台上都曾经取得过很大成功。在剧中她饰演吉恩，一个高尚的妻子和母亲，经历了战争和丧子之痛，对于战争她有着女性独有的复杂情感，尤其在庆祝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场景中，吉恩虽然同人群一起欢呼胜利，但却难掩自己怅然若失的神情……因此，黛安娜·温亚德以精湛的演技获得了当年奥斯卡最佳女主角提名，是英国第一个获此殊荣的女演员。
此外，导演弗兰克·洛伊德还通过独特的电影镜头语言表达了自己对战争的深刻理解。如影片结尾通过快速剪接和蒙太奇镜头，观众连续看到的是战后伤残士兵和战争牺牲者的坟墓；战争双方签订《康边停战协定》，但政治家宁愿相信毒气而非协议能够保卫国家安全；政治家鼓动民众放弃信仰上帝而应追求财富，神父却只能面对教堂里稀疏的信众宣扬教义；标有政治丑闻、离婚、失业等社会问题的报纸条目；弗妮重登舞台，她引歌抒发自己对历史的控诉……在如此之多的苦难之象和紧张不安的节奏氛围之下观众的怨愤情感达到了最高点，紧接着导演将镜头切换到年迈的马里奥特夫妇，他们依然坚信勇敢的精神能把地狱变成天堂，以及在新年的钟声中欢唱《友谊天长地久》的人群，最终完成了观众的集体情感宣泄和理性指引。20世纪30年代的西方社会，面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经济危机等风云变幻和“众声喧哗”的政治局势，人们对现实产生了群体性的怀疑、困惑和迷惘。导演正是通过对观众集体社会意识的深刻把握彻底征服了观众，更重要的是导演传递给了观众一种面对未来追求和平及友谊的潜在信念，就如同影片的最后，在阴霾的黑幕中圣保罗教堂的十字光芒依然熠熠生辉。
（蒋莉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