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背后的真实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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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德勒只是倾尽一己勇气和智识，促成一纸名单。最终救得一个人，已等于救了整个世界。在这个体制里，你作为一个个体，哪怕只可担当你那份小小的善——这已足够了。
工作人员展示将要售卖的辛德勒名单原稿。
辛德勒与其夫人战在阿根廷的农场里。
电影《辛德勒名单》中的“辛德勒”。
辛德勒名单的一份原稿
本文摘自《新世纪》2011年第25期，作者系德国自由摄影师，原题：《如何智对体制之恶?》
米泰克·培珀(1920-2011)曾任纳粹指挥官私人秘书，纳粹屠杀期间帮助拯救犹太人。
1943年，工作日。他的上司照例口授军机，他照例埋首速记。阳光似乎不错，集中营的棚屋和成群劳作的人影，明晃晃映在半边玻璃窗上。上司阿蒙·哥特忽然一手摘下墙上的枪，一手推开了窗子。一连串枪响，然后只有惨叫。他整个人都冻住了;上司转过身，语调并无起伏：“刚才我们说到哪里了?”
刚才、我们、说到、哪里了——多年之后，一字一顿，仍是梦魇。我们是谁?是纳粹军官和他的犹太秘书吗?
1993年，这一幕搬上了斯皮尔伯格的电影《辛德勒的名单》，米泰克·培珀(MietekPemper)在集中营的工作经历，由是广为人知。在后世的追问之中，最直接凌厉的是：“既然明知哥特是杀人凶手，为什么还要当他的秘书?”
可是那场成体制的恶，并非一开始就是鲜血淋漓的。
1938年的“水晶之夜”后，波兰的大学才给犹太学生指定了隔离座位。纳粹占领波兰，文化名城克拉科夫但凡年满12岁的犹太人，必须臂戴六角大卫星标识，并被禁止乘坐电车和火车。再过两年，纳粹在克拉科夫划定犹太人居住区，也没有受到什么阻力。“隔离区”这个含义更确切的词，始终从未见诸官方文件。
培珀那时才二十出头。出身于归顺中欧民俗的犹太家庭，德语与波兰语，均是他舌尖的母语。左撇子的他，不见容于同龄人的圈子，惟一的伙伴就是书。少年头脑里，渐渐织成一张缜密的思维之网。谁知道，这张网，日后竟然承接了成千族人浩劫余生。
与德占区的同族人一样，培珀也必须服强制劳役。因为甲状腺问题，他得以免除体力劳动，以文书工作维生。直到有一天，集中营司令官阿蒙·哥特下令拣选一个通晓德语与波兰语的秘书，历史倏然间将腼腆的培珀推到血痕累累的台上。
1942年夏天，列车将数千犹太人送往Belzec集中营。在列车终点，总有波兰农民闻到烧焦肉脂的浓浓烟雾。培珀终于明白，文件上那个叫“迫迁”的术语，被实践为“灭绝”。几年前，族人们还互相安慰，歧视的夹缝中尚可偷生;一开始是理念上的排犹，然后到了日常中的反犹，图穷匕现，德国人的目标，原来是灭犹。
零星的起义，都成了惨烈的自杀。犹太人没有武器，也没有伸手可及的后援，面对的却是欧洲最强大的暴力。这个竞相写诗、作曲、绘画、设计机械、思索宇宙奥秘的族群，手不谙缚鸡，那么，惟当以脑力自卫?培珀忆述自己在集中营里如履薄冰，整天提防犯个什么小错就被哥特毙了。在这样非人的境况中，沉默的秘书识别了自己的使命。他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接触机密文件。另一位德籍女秘书经手的文件，他不动声色，备好全新的复写纸递过去，以读取纸背的蛛丝马迹。他由此得知：柏林指示关闭集中营，就地处置犹太人，除非他们在从事“于战事有重要意义的生产”。
这一刻的棋盘上有四个人——哥特、制造商辛德勒、辛德勒的犹太裔秘书史顿和他。两个犹太秘书紧密配合，以致斯皮尔伯格在电影里将二者合一。辛德勒并不是博爱的国际主义者，他忠于祖国，德意志大国崛起，是他的价值观皈依，只是他也不理解，大国崛起跟灭犹有什么关系。他爱美丽的犹太女子，也在乎工厂是否有足够的劳力。而司令官哥特，害怕一旦集中营关闭，他就要上东线送死了。
在两位秘书劝说下，辛德勒开始生产军需，1200余名犹太人登上招工名单，得以幸存。哥特因贪污被送往军事法庭后，培珀也借辛德勒的名单躲过纳粹倒台前的最后一劫。
战后培珀成为人证，他的嗜血上司被处以绞刑。他继续修读商科和社会学，侍奉母亲，定居在南德奥古斯堡，享得91岁高寿，终身未婚。
“您恨德国人吗?”又有后生问过。“我不恨任何人，”他回答，“我反对一切泛化??有罪的是个体，所以也只有个体能为其罪行负责。”辛德勒的名单无疑无法尽数搭救当年波兰大小1800多个集中营里的犹太人，他只是倾尽一己勇气和智识，促成一纸名单，最终救得一个人，已等于救了整个世界。在这个体制里，你作为一个个体，哪怕只可担当你那份小小的善——这已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