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知名电影学者焦雄屏挂帅主持的大型访谈节目《聚焦》。焦雄屏纵横影坛三十年，素有“台湾电影教母”之称，更是华语电影与世界接轨的重要推手，堪称两岸三地四代电影人共同的良师益友。由她来邀约国内外知名电影人、文化人深度对话中国电影，从大视野看电影，从大文化谈电影，为观众与读者开启未曾触及的电影视界。
栏目要点
本期推出的是焦雄屏日前在北京时代美术馆与当代艺术家、文艺评论家陈丹青的对谈。作为相交近三十年的朋友，两人借《聚焦》节目重逢。用焦雄屏的话来说，一方面是叙旧，另一方面就华语电影百余年发展、两岸三地电影及其文化处境等诸多话题进行探讨。
陈丹青对话焦雄屏叙旧篇
陈丹青在台湾被误认偷渡客
焦雄屏纽约七分钟见到阿城
焦雄屏：丹青，今天太高兴了，有机会重逢，还记得我们什么时候认识的吗？
陈丹青：1986、1987年，阿城来纽约的时候，他住在我家，然后你和侯孝贤来看他。我到台北就是1989年了，我住在你家里面。还记得你家楼对面、你家的样子，大宅，在这肯定拆掉了。
焦雄屏：没，还在。那是我从小长大的房子。
陈丹青：你还能住在从小长大的房子。
焦雄屏：我也记得你家房子的样子，还有你在门口玄关放钥匙的那个动作，转身———那时候觉得你好骄傲。
陈丹青：是吗？在台北是1989年4月份，我去看我爷爷。
焦雄屏：在当时，我们很难有机会见到大陆同辈的人。我见到很多老一辈的———因为我喜欢电影，见了很多老的影人。所以见到您跟阿城的时候真的很高兴。我记得第一次看到阿城是在咖啡馆。我说我不认识你，可不可以来聊一下。他说好，七分钟。心想，这人怎么这么厉害。然后我们就看表，七分钟过后阿城骑着脚踏车来了。然后他就带着我们去你家。
陈丹青：你们走的时候，我拿出纽约thevoice电影院那几个月的放映表。我对西方电影还不太熟，让你推荐，你就很迅速地勾，这个要看，这个要看。其中有部是费里尼的《阿玛珂德》。当然好看，一开始就是很多花粉在空中飞，镜头不动的。《四百击》，都是你推荐给我的。
焦雄屏：我功德无量啊。
陈丹青：当然、当然。
焦雄屏焦雄屏：有时候回忆起你讲的话，觉得很好玩。一直记得你到台湾来，给我了一个很大的震惊。有一天你好像去重庆南路买书回来，你跟我说，台湾真的是五湖四海。你说你在重庆南路一站，就看见中国各省的脸都在那个街上，台北绝对是大陆各个地方的人集聚的地方。那个时候把我吓一跳，我从来没有这样去想过，从街上去辨识人的脸，是可以辨识到这么多的特色。
陈丹青：我来的那一年，我后来才知道很重要，就是你们解严的第二年。一进书店，都是毛泽东的书、鲁迅的书、李敖的书，放在一进门的地上。我也没在大陆看过像重庆南路这样书店，一家连着一家，后来到日本看到了。从前上海我们小时候也有———“文革”以后就没有了———上海福州路就是这样一家连着一家。
焦雄屏：你记得你搭火车的经验吗？大家回味了好多年，觉得非常好玩：你去买火车票不知道自己可以坐位子的。
陈丹青：我都是带着大陆经验在你们那坐火车嘛。
焦雄屏：你都忘了，我讲给你听好了。那时候你买了火车票上了车，准备去台中看爷爷，站了很久。售票员来，你就问人家有没有位置能坐一下。人家说你这是对号车票，当然有位子坐。可是你已经站了半程了。后来列车长问你是哪里来的，你说大陆来的，他就走了。
陈丹青：他为什么要走？
焦雄屏：这么精彩的事情你怎么会忘得一干二净。他五分钟后带着一堆人带着枪来对着你，因为他们觉得你是大陆偷渡客。
陈丹青：我想起来了。
焦雄屏：在那个时候，你是少数可以从大陆直接进台湾的。
陈丹青：是，我不愿意说我是从纽约来的，其实那会我还没回大陆。当时，我已经十年没回大陆。我进海关的时候就被拦住，他们很客气，说大家快来看，这人是从大陆来的。然后问我：陈先生，你对我们台湾印象怎么样。我说你先放我进去，进去我第一个印象就是宪兵。第一次看到宪兵。我很喜欢看宪兵在国父纪念馆的那种操练。
影史篇
两岸电影，共同乡愁
看台湾电影，陈丹青的怀旧情怀
焦雄屏：那个时候你也是刚刚开始认识台湾电影吗？
陈丹青：对，台湾电影我最早看的就是侯孝贤嘛。电影院第一次看的就是《悲情城市》，然后看带子是阿城给我的，《童年往事》，印象最深的是《风柜来的人》。2000年回国时又看了一次，比我想得还要好，比我记得的还要好。我很晚才看到《戏梦人生》，真好，没想到他这么拍法。现在印象最深的还是《海上花》，一上来把我吓坏了。电影拍旧上海，没有一个看了我觉得对的，只有一个《海上花》。当然我也没有经历过清末的旧上海，可是我很奇怪为什么只有侯孝贤把握到了旧上海的样子。
《海上花》电影海报焦雄屏：直接在里头说上海话，是我们小时候听的大人说的上海话。
陈丹青：老上海话。
焦雄屏：爷爷奶奶那一辈的上海话。里面很多台港演员讲的都是老上海话———如果他们会讲。因为他们小时候就是讲上海话长大的。
陈丹青：不是。因为他们的父母讲那样的话，就是从上海逃过去的人把那个话带过去了。
焦雄屏：你会不会觉得在看这些台湾电影时，是你自己的一个怀旧情怀呢？
陈丹青：我看台湾电影没想到它是台湾电影。可能就像你说的，因为它里面的气息很对。
焦雄屏的乡愁来自父母基因
陈丹青：你看大陆电影是什么感觉？
焦雄屏：我以前常常来大陆，我看大陆电影的时候，常常就感觉这是我爸爸妈妈的过往。每次都在想我爸爸那时候几岁，我妈妈几岁。我常常会觉得，我在看老一批大陆电影的时候，会有很严重的乡愁。这种乡愁我很难跟你分享，因为这是我们在台湾，地理课本历史课本里的一个中国。突然之间，发现新大陆一样地看大陆电影，觉得那里面是我们没有经历过可是有的乡愁，是从我们父母基因里带过来的一种乡愁。
陈丹青：孝贤刚看大陆电影，他说他哭得一塌糊涂。
焦雄屏：我第一次看到的大陆电影是《我这一辈子》，我真的是哭在地上爬不起来了。
《我这一辈子》电影海报陈丹青：那个是民国电影，不能叫大陆电影。大陆电影是指1949年以后，对岸的电影。如果你说民国电影，那我也有乡愁，时间上的乡愁。当然，小时候看不太懂。小时候看了就看了，现在非常清楚。
焦雄屏：我记得杨德昌有一次从香港代表团回来，他们一群人第一次看到大陆电影，也是侯孝贤的第一部，就是讲格格的电影，黄健中拍的(编者注：《如意》)。杨德昌看完之后就站起来对着银幕竖着大拇指说———说了一句难听的话(粗口)，我就不讲了———听说那次看的人都哭了。第一次看到真正的1949年以后的大陆电影，那是第一次面对面。
陈丹青：你跟我说你看过《李双双》，你说非常好。
焦雄屏：我是在1983年在U C LA念书的时候看到。我上的一堂课是《中国电影史》，程继华教的，他带了40部中国电影来。那次我一次赶进了非常多的电影，其中包括《李双双》，感动得不得了。
陈丹青：为什么？
焦雄屏：《李双双》其实是一部意识形态很左的一个电影，照理来说我们很不能适应，但是它那种很活泼的乡村语言，还有老百姓非常勇敢的个性(陈丹青：很快乐。)非常快乐地在做一些非常有独立思想的事情。对我们来讲，它是女性主义很重要的一个先锋，而且表演太棒了。我一点都感觉不到它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宣传。
陈丹青：我现在还喜欢《李双双》。
《李双双》VCD 封面三四十年代的电影，好就好在幼稚
焦雄屏：到现在来看三四十年代，我觉得那是中国电影史上最光辉的时代。
陈丹青：都是这样，音乐、绘画、文学、电影。中国只有电影跟西方是差不多同步的，而且，一开始就(走)市场的，是娱乐的。其实是对的。然后才有一帮左翼电影人出来拍那些时代剧。但跟后来的革命电影比，那会他们是真的想要革命。真的是，其实是幼稚。(焦雄屏：你觉得吗？有的也未必。)郑君里他们非常幼稚，但好就好在幼稚。我记得胡兰成在《今生今世》里说过，他四几年躲在山里时，看一些上海拍的左翼电影，他说全都是在假装，但他看了觉得好看。因为他们其实是在撒娇啦，左翼青年在民国那样的环境，好像很愤怒，很绝望，要自杀，种种这些现在看起来就是好开心，好当真。现在没有了，现在就是愣装。
焦雄屏：你怎么看四十年代比较成熟的，不是这么左翼思维的电影？
陈丹青：《小城之春》、《武训传》、《太太万岁》。三十年代开始出了一批人，到四十年代是该成熟了，张俊祥、吴永刚这批人。
焦雄屏：它不是在讨论革命，是针对日常生活。
《小城之春》电影海报陈丹青：那不单是电影了。你看张爱玲就比“五四”那代一下成熟了。张爱玲等于那会的90后，大家吓一跳，写这么好，但文脉又没断，英文又那么好。现代诗也开始成熟，卞之琳、何其芳比艾青那一代，更早的郭沫若、徐志摩那一代好多了。
焦雄屏：我自己最喜欢三四十年代。比较单纯，里面有任何艺术家都必须有的一种激情。少算计，我没有那么觉得是完全有市场走向……
陈丹青：No。市场走向是现在给弄坏掉，它变成一个事儿，“票房多少啊？”那时市场走向是天然的———当然是拍给市场看，所以想的反倒是怎么把它给拍好、怎么拍得开心投入。现在呢“我怎么让它有市场”，反而拧巴了，而且这又不是真的市场。那时大量电影实际是戏剧电影，拍给小市民看，第一部戏不就《定军山》吗？娱乐这个功能是对的，1949年以后变成一个宣传概念。改革开放以后电影变成一个艺术概念，这又害人。到现在才重新开始讲票房，好像很稀罕的一件事。艺术从来就是娱乐，就电影来说，从来就是票房。
五六十年代的革命电影，其实是民国人在拍
陈丹青：事实上，大陆电影分两个阶段，一个是五六十年代的电影，当中是“文革”，断掉十年以后，又开始有电影，改革开放到现在。要两部分分开来看。我到现在才明白，我们喜欢五六十年代的电影，一个当然是跟我们童年有关，然后它永远没有了那一种形态……
焦雄屏：你是说那种生活方式？
陈丹青：Everything，那种气息全都没有了。一个前现代社会，很开心很封闭，不知道外面是什么。对我来说，我现在才明白，五六十年代的革命电影实际上是民国那批人拍的，所有导演、演员还是民国人。包括那时的戏剧，包括我们最大的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所有制作人。今天其实还在拍一些，叫主旋律电影，试图跟五六十年代的革命电影衔接上。衔接不上了，因为拍的人都是共和国的人。他们对革命的想象，和真的革命的人对革命的想象是两样的。没有激情了，然后装得很有激情。但那个时候不需要激情，出来就是。(焦雄屏：真正的信仰。)我小时候看过，现在看起来都是经典，《南征北战》、《董存瑞》、《鸡毛信》、《红旗谱》，最喜欢的是《风暴》，讲二七大罢工的。现在看当然它也有教条的地方：主题很教条，表演也有套路，但是它有激情，有感觉。(焦雄屏：非常单纯的信仰。)我的favorite是《林家铺子》和《早春二月》。到了“文革”初，全被说成是反动电影，到“文革”后又开始仿。当时外国电影还没进来，新电影还没人拍，所以刚一开始结束“文革”，电视里开始重播一些老革命电影。那会我们就开始怀旧，其实那会我才二十几。
《林家铺子》DVD封面第五代是最幸运的导演，不是最好的导演
陈丹青：第四代好可怜，刚毕业，“文化大革命”，十年没拍电影。像黄健中、张暖忻、拍《野山》的颜学恕这批人，我到现在还觉得他们拍得比第五代好。我看电影，我在变：青年时代看的是我的上一代，民国左翼青年的电影；在我的中年，开始看我的同辈拍的电影；现在看晚辈拍的电影。现在又有新的一路人起来，又是另一种心情。
焦雄屏：你是不是有一点低估第五代呢？
陈丹青：我只觉得第五代是最幸运的导演，他们不是最好的导演。最倒霉的是第四代，没捞到拍，捞到拍时第五代又起来了，就手脚乱了。
焦雄屏：第六代不也一样？还没到成功，第七代已经上来。你知道我有段时间来大陆，老是有一大堆年轻导演来找我，每个人讲的就是：我想去戛纳，想去威尼斯，你帮我。我说这些影展又不是我开的。台湾所谓新电影推动时，从来没人去想电影节。有一个志气，是自己看得起自己，不是要别人来肯定你。
陈丹青：他们未必是功利主义，但做每件事，一定是跟着这个念头的。
焦雄屏：我们觉得第五代有一个蛮重要的贡献，就是推翻了通俗剧，在影像上的成就是ok的。
陈丹青：ok。台湾来的艺术家对大陆的艺术很客气，好像很宽容。我在纽约听过李安作报告，大家就问起他第五代导演，他很客气，而且蛮真诚。我倒希望第五代拍得通俗一点，他们不会讲故事。你说侯孝贤的电影通俗吗，深刻吗，文艺吗，影像吗？(焦雄屏：他都有。)对。所以我只能承认第五代是最幸运的。陈凯歌，我不太喜欢《霸王别姬》，倒喜欢《荆轲刺秦王》，《赵氏孤儿》前半部分也拍得蛮好。艺谋，我最喜欢《秋菊打官司》这些，李少红的《血色清晨》、田壮壮的《蓝风筝》也挺好。整体来说，有一点我没想到，第五代在大陆变成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问题是他们能一照就照二三十年，现在资源还是倾斜于他们那边，年轻人机会少得多———在每个领域都这样，在美术界，资源都在我这代人手里，年轻人就是玩不过。现在的年轻人有苦说不出，可现在又特别商业，特别功利。你一个25岁到35岁的导演，你玩个屁啊。所以你很会弄，很卑鄙，很狡猾，很他妈的低眉顺眼想尽办法，你才可能捞到一回。
下集：焦雄屏VS陈丹青:娱乐电影好 深刻的就会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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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南都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