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学院的本科教育应该从专业技术出发，“然后到了三四年级，全校再从摄影、剪接和美工等专业中选出有导演基础和潜力的，后两年再向综合创作方向培养”。在电影的创作、制作中，导演无疑占据了特殊地位。随着近年来中国电影在商业化和市场化方向上的发展，电影大环境对导演提出了新要求。
一方面似乎谁都可以做导演，是否专业出身变得不再重要。实际上，从全世界范围来看，导演来源最多的是编剧，还有演员，“比如像伊斯特伍德这样的”。国内的导演则很多是 学摄影出身，比如张艺谋和顾长卫。此外还有美术设计，“78班16个学故事片美工的现在都成导演了，比如尹力，霍建起是他们班里改行最晚的，在当导演前做过二、三十部电影 的美术设计”。在谢飞看来，现在的情况是“条条道路通导演”。
北京电影学院民族班的“录像课”上，谢飞副院长现场指导，1981年另一方面，导演在成功的电影作品中所占的重要地位愈发凸显。而对于电影学院等专门院校而言，如何培养适合当下环境的导演，是一个新挑战。对于导演人才的培养，谢飞表示 北影也面临着不小压力，毕竟“最近十几年大家都在议论‘导演系出来的成活率低’的话题”。在他看来，当前内地电影的一个根本问题在于现有的教育体制“对培养创造性人才 是不合适的，培养老师还可以”。
相比单纯的技术性工作，电影导演需要更丰富的阅历。吴宇森就说过“当导演不能太年轻”。对此谢飞表示认同，“22岁大学本科毕业，但全世界的导演拍处女长片的平均年龄都 在30岁左右，不可能很年轻”。其实就各地电影界的情况来看，历来成名导演中高中毕业后就进电影学院的并不多，“大量都是从别的行业过来的，很多都是从徒弟、副导演干起 ”。从这个意义上讲，导演的培养或许不太适合本科教育，“一个高中生进来读几年书就当导演，成活率自然低。”但另一方面，“现在的研究生教育也很刻板，进来的人经常在 创作上已经没什么潜力了，都是死读书的，特别是博士基本都是搞纯理论”。谢飞自己也曾带过导演系的硕士和博士，他坦言比较失望，“我觉得是在浪费我生命，跑来那么几个 人，一些明星一年也不上几次课，三年还要弄出一个论文来，累得我呀，结果最后出来的也不是导演”。
对于导演的培养，多实践无疑比只读书更重要，“想当导演的我就告诉他，赶快去拍片，要是拍不了跑到这儿来，学完了更傻。”谢飞说自己和北京电影学院近几年也在尝试新的教学模式，“我05-09年带了四年制的一个本科班，是按剪接招的，他们出来后的情况就还不错，因为有一项技术打底。”在他看来，电影学院的本科教育应该从专业技术出发，“ 然后到了三、四年级，全校再从摄影、剪接和美工等专业中选出有导演基础和潜力的，后两年再向综合创作方向培养”。
相比国内传统的影视人才教学，这种更强调专业性和所谓“技术打底”的模式其实更接近当前的国际主流。例如美国纽约大学的电影研究所，其教学就一贯强调实战性，力求学生 能在不断的实践中接触到电影前期到后制的各项实务，该校毕业的著名华人导演李安曾说这样的教学模式是某种“求生训练”。谢飞基本认同这样的思路，“导演需要对影视制作各个部门都熟悉，甚至在某些领域有专长。”此外，有技术底子才能保证毕业后有工作，有工作做也才能积累阅历和人脉，后二者对于导演的培养同样必不可缺。“比如拍广告出 来的电影导演，像丁晟原来是学美术出身，后来也到北影进修过，他拍的广告很多都是李连杰、成龙这些大明星的广告，这样积累下来人脉就有了，于是他向导演转型的时候就 有很多人帮他。”谢飞说，现在做导演需要很多资源的支持，“只会说，没有真正的一技之长，长远来看是很难成功。”
作为全国目前惟一的电影专门类院校，北影的眼光似乎还得放得更宽更远。在谢飞看来，对新人的扶持很重要的是“大学后”的培养，他觉得韩国的方式值得借鉴：“韩国电影扶植委员会下设一个韩国电影学院，非学位教育一年制，全国每年招导演6个，不限学历年龄，就看剧本和申请者的专业资历，入选后就想方设法帮你拍。”此外，韩 国政府在奖金、 减税等各方面对本土新人也多有扶助。谢飞之前也曾建议北影搞一个类似的新生代电影扶植计划，“每年全国招3－5个，看剧本和专业经验，来了我们就指定老 师，有个二、三十 万的剧本扶植，当剧本成熟后就介绍公司给你投资。”影片拍出来之后还可以协助推广，比如电影节的渠道等，“台湾、香港其实都有专门的推广机构去各大电影节 送片。”相比之下，国内目前扶持新人的机制尚未成型，“各界老有各种想法，但精力没有集中到一个好地方，资金也分散了。原来中影集团曾经有一个青年导演计 划，但很多事情后来都没有下文了。”
对于导演的培养，北影的一个传统策略是通过短片来训练人才，“这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跟苏联学习后逐渐形成的经验，因为光是学校讲课和跟大师实习，最后还是做不了。”短片制作也是北影从创立起就坚持的方向，“文革前的第一班大概有20个人，毕业拍了5部35mm的黑白故事短片，导演都是两个人拍一部。”谢飞自己就读北影时也是如此，“我是1960年入学，1965年毕业时班上有19个人，拍了两部黑白短片。”
虽然是作业性质的短片，但当时拍电影的成本还是很高，“以前拍一部35m m短片算下来也要15万元，因为胶片、摄影机太贵了。”由于僧多粥少，当时的拍摄还采用了“计划经济 ”的模式，“我那时是班长，需要给每个人分配任务，保证每人都能负责拍摄29－30个镜头”。到了文革后，著名的1978班时各系人数多达157人，“81年我就领着他们做了3个黑 白短片，每组也是两个导演。我后来拍的《我们的田野》其实就是源自其中的一个短片，当时是带着学生去北大荒拍，也是两个导演系的学生，摄影则有6个，包括顾长卫和现在北 影摄影系的主任穆德远。”
短片拍摄作为北影教学的传统，一直为学院所重视和坚持，即便是在条件最艰苦的时期也是如此，“学校也是采取了各种方法，比如一个短片里一般要容纳2－3个导演系的学生。 ”即便如此，当年78班导演系的29人中还是有很多人没有拍短片的机会，“其他人就跟老师出去实习，像陈凯歌、吴子牛、李少红他们当时就都没拍成，都是通过实习毕业的。” 最能干的还属田壮壮，“读书时他就和外头联系拍了一个电视短片《我们的角落》，改编的史铁生的小说，拍得很好。”而到了毕业作品时，田壮壮又和谢小晶等人合作，通过儿 童电影制片厂在云南拍摄了一部剧情片《红象》，这也是田壮壮的长片处女作。
随着电影技术的进步，尤其是数字设备的普及，现在拍摄短片越来越容易了，“我们现在每年拍大约20部各种类型的短片作业。”在谢飞看来，短片是最能锻炼学生的一种教学手段，“其实之前有段时间学校都不拍了，各系自己搞篇论文就毕业，而且那一年导演系没有毕业生，我觉得这可不行，于是就把全校当时600多名即将毕业的学生召集到礼堂开会。 我说今年没有导演本科，所有人都可以写剧本，我们来挑，挑中的就可以拍作业。”最终学院从征集到的200多个小剧本中挑中了几个拍成了35mm彩色短片，其中就包括万玛才旦的 《草原》，“他后来的《静静的嘛呢石》其实最初也是个录像带拍的小短片。”加之当时北影组织的国际学生影视作品展也慢慢步入正轨，“这些年各系都开始重视这个影展，都 用各种手段让学生拍短片提高能力，加上展映交流，实际上也促进了我们的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