较之场面调度的其他图像特性，服装和化妆除有着相似的表达和象征功能外，还与人物性格化塑造有着明确的联系。服装或许会用来向我们提示关乎人物个性或身份地位的信息。以《女友星期五》为例，希尔迪·约翰逊那带暗条纹图案的套装和漂亮的帽子（与片中男性记者常戴的软毡帽很像）提示给我们的是，她比在阿尔巴尼带孩子时更能适应《华盛顿邮报》这种让人忙得喘不过气来的环境，尽管她本人反对这样对比。
《罗密欧与朱丽叶》与道具比较，服装会更多负载现有的文化内涵：比如说《罗密欧与朱丽叶》（William Shakespeare’s Romeo and Juliet，1996），片中的男女主人公初次相逢在一场化装舞会上，上场的罗密欧（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是一身骑士装，而朱丽叶（克莱尔·戴恩斯）则装扮成天使。此处的盛装盛况令人轻易地联想到在一个污秽堕落的世界中坚持的善良与纯真。与此同时，服装醒目的象征意义也微妙地提示出人物彼此间迅速而强烈的一见倾心，这部分可能要归因于十几岁的少年急于要“扮演”某种角色的习性。
服装还能起到表示人物身份地位变化的功能，以《颠倒乾坤》（TradingPlaces，1983）为例，温斯罗普·温克尔（丹·阿克罗伊德）的优裕生活是由他身上优雅的套装和领带来标示的，他在财富上的变化与他在着装上富有喜剧性且令其蒙羞的变化相伴的——直到只剩一身污秽的、湿淋淋的圣诞老人的衣服。
《大都会》中的女机器人玛丽亚服装的变化也同样会反映角色精神的转变，在《疯狂的乔治王》（The Madness of King George，1994）中，国王的精神逐渐崩溃，以及他饱受药物之苦，都通过他穿着蓬乱的内衣和紧身衣来强调。而在《大都会》（Metropolis，1926）中，尽管邪恶的机器人玛丽亚总是穿着一套与她的人类原型相同的服装，但她在道德品性上与人的差异还是包含在了这个机器人那黑重的眼部化妆里。
服装还会与场面调度的其他因素联系起来产生新义：在德国表现主义影片中，服装和制景、布光与表演都是互相补充的，营造出一种视觉图像的印象，独特而又连贯，人和景能在其中融为一体。《画师的合同》中也有类似的情况，人物戴在头上的假发十分讲究，往往会与那些水果搭配出现，暗示着无谓的铺张和虚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