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乐虽无罪，但娱乐要有度。票房不等于观众的满意度，高票房并不意味着获得批评豁免权
从偶像电影到“粉丝”电影，从喜剧电影到“恶搞”电影，近期一些受到质疑的低俗化现象表明，当前影视创作有在文化上陷入道德和审美的虚无主义的危险。
电影如果没有对人性、人道、人格的足够尊重，没有对公平、正义、善良的充分敬意，没有对艺术规律、审美品格的诚恳追求，就不仅仅是影视文化的自轻，更是对世道人心的亵渎。如果我们用这样的电影去争市场，无疑是饮鸩止渴。
众所周知，经过10多年的改革，开放行业准入和市场准入，一度陷入低谷的中国电影如今呈现出勃勃生机，不仅产量高居世界前列，中国市场也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电影市场。但由于电影市场、电影产业尚未成熟，在电影适应市场、满足观众、追求票房的同时，数量与质量的矛盾、票房与口碑的差异、娱乐功能与审美功能的错位、电影商业价值最大化与文化伦理价值底线的冲突，也一直伴随着中国电影的产业化进程。“叫好”与“叫座”的落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观众对国产电影的不满足。特别是近年来，在电影市场规模快速扩大之后，部分电影特别是部分高票房电影，盲目追求票房至上、娱乐至上。这种把票房作为价值评判唯一标准的“唯票房”趋势，需要我们反思。
伦理虚无主义与美学粗鄙化
《娱乐至死》广西师大出版社中文版30年前，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批判性地指出消费社会的公众话语正在日渐娱乐化，甚至演化为“娱乐至死”。而今，“娱乐至死”却成为部分影视作品引以为豪的追求。
从所谓“屌丝”电影到所谓“毒舌”电影，从偶像电影到“粉丝”电影，从喜剧电影到“恶搞”电影，在近期一些较高票房的电影和较高收视率的电视剧中这种低俗化现象不断受到质疑。例如，有的作品角色用无底线的自我糟践满足观众的猎奇心理；有的刻意渲染对财富、地位、奢华生活的向往，不加节制地刺激观众的欲望；有的利用“粉丝情结”，夸大“高富帅”“白富美”的偶像魔力，不加掩饰地激发观众对“婚姻改变人生”的白日梦；还有的作品主人公欺骗成性、谎话连篇，但在故事中既不受惩罚也没有完成心灵救赎……
这些现象表明，当前一些影视创作在文化上陷入了一种道德和审美的虚无主义泥淖。这不仅与电影的审美观、伦理观、价值观相悖逆，即便与好莱坞的主流商业电影相比，也可以说缺乏必要的文化底线和担当。无论是《阿凡达》《地心引力》《变形金刚》这样所谓的“爆米花”娱乐电影，还是《为奴十二年》《内布拉斯加》这类严肃电影，或是《百万宝贝》《阳光小美女》《逃离德黑兰》《最后的维加斯》这类“心灵鸡汤”影片，它们都对暴力、情色元素进行了必要的审美改造，不直接渲染拜金主义等被人类文明普遍抛弃的价值观，在人物塑造上更是“鲜明”地维护了人性的尊严、人格的平等和公平正义的社会价值观。电影要有票房，但在基本伦理把握上仍然有“对错”。
娱乐应是宣泄与净化的统一
随着媒介多样化对电影功能的分流，也随着全球电影观众越来越年轻化，电影呈现出鲜明的娱乐倾向。应该说，娱乐是人们释放心理能量、缓解精神压力的正当甚至必要的需求，电影追求娱乐性有其充分的合理性。但是，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论述“宣泄”与“净化”的关系，到20世纪弗洛伊德论述“欲望的升华”，人们普遍认为，娱乐虽然无罪但仍然要有度。娱乐不仅是欲望的宣泄，也是释放内心压力之后的心灵净化；娱乐不是对欲望的刺激和放大，而是对欲望的伦理驯服和社会化升华。
尹鸿教授娱乐的伦理规范、美学尺度，一直是人类娱乐文化的底线。比如，在大众文化中，邪恶一般不能在道义上战胜正义；女性和孩子必须得到人格上的尊重；少数族裔和弱势群体的平等权利需要得到保护；假恶丑在叙事中必须受到惩罚或者完成救赎；财富、权力不能成为凌驾于人格、人性之上的终极价值，等等。这些既体现为大众文化最基本的审美和道德底线，也体现为大众文化必须维护的社会价值和公共意识。
面对舆论批评，票房似乎一直是追求“娱乐至死”的挡箭牌：似乎观众的选择就体现了作品的价值，而票房则因为帮助国产电影争取了与好莱坞竞争的市场份额而获得某种批评豁免权。实际上，从一些影视作品引发的批评中，我们可以清楚地意识到，票房并不等于观众的满意度。由于电影特殊的消费方式，一些电影借助商业元素的配置、营销推广的带动、粉丝心理的盲目，创造了不俗的电影票房，但是许多观众对这些影片的艺术质量和内容质量却并不满意。这不仅体现在大众媒体和社交网络上对这些作品往往恶评如潮，也体现在一些偏专业性的网站上观众给出的“低满意度”评分。
也有部分观众因为各种原因为这些影片辩护，认为它们满足了部分娱乐需求。如同在食品中放入重口味添加剂会提高食品口感，但过量添加会对身体健康带来伤害一样，对电影来说，超出伦理和审美底线的娱乐添加剂，对人的精神健康也会带来潜在伤害。我们常常担忧当下社会物欲横流、信用缺失、功利主义和粗鄙化的现象，但我们往往又忽略电影与大众伦理素养和审美素养的关联。实际上，全世界的影视产品一定程度上都承担着社会功能，即便在西方传媒经济学理论中，电影也不能仅仅体现为“商业价值”，超越商业之外的文化“外部价值”是电影价值的有机组成部分。
也许是对以往一些中国电影那种过度政治教化、道德教化倾向的矫枉过正，在电影产业化进程中出现了所谓的“唯娱乐”“唯票房”现象，“文化担当”似乎成了受人讥讽的贬义词。然而，我们的电影如果没有对人性、人道、人格足够的尊重，没有对公平、正义、善良、美好的充分敬意，没有对艺术规律、审美品格的诚恳追求，这反映的可能就不仅仅是影视文化的自轻，更是对世道人心的亵渎。如果我们用这样的电影去争票房、争市场、争所谓份额，无疑是文化上的饮鸩止渴。当票房与口水齐飞的时候，国产影片可能就谈不上对观众精神生活的引导了。而当观众的审美能力、电影观赏需求越来越成熟，国产电影的危机可能就不仅仅体现为技术危机，而是更严重的思想危机、文化危机，最终导向市场危机。所以，我们提出“绿色票房”，就是希望电影在追求票房价值的同时，既要体现文化的基本伦理和审美底线，也要体现对社会文明进步的责任担当。
“底线意识”其实就是对电影创作文化上的最低标准的自觉。对于娱乐内容来说，遵守审美底线和伦理底线几乎是全球主流商业电影的共识。对“宁愿在宝马车里哭，不愿在自行车上笑”的赤裸裸的拜金主义，对涉及吸毒、盗抢以及其他反社会行为、犯罪行为的“人格美化”，对违背社会普遍价值观的行为缺乏必要的“善恶有报”的正义审判，对外表丑陋、行为丑恶的过度放大等，都触及电影的伦理和审美底线。这种底线，在欧美日韩等国家还可能通过“分级”来限制，而在中国目前的审查体系中，审美和伦理问题处于灰色地带，缺乏必要的行业监管和舆论监督。因此，我们希望电影从业者以自觉的底线意识来保障电影文化上的无害，减少对青少年特别是低幼观众的不良影响。
“担当意识”，对于电影创作和生产者来说是更高的期望。如果说“底线”是对“有害性”的防御，“担当”就是对社会“共同价值”的建构。过去一个多世纪，中国文化发展历经磨难、曲折往复；而过去30多年，中国又在文化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快步走过西方国家几百年的发展路程，今天作为物质相对发达的世界经济大国，我们需要进一步建设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人与国家之间、人与历史传统之间的关系。电影作为大众特别是青少年观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形态，不仅应该提供娱乐，也应该有建设新文化、塑造新文明的担当。著名学者约瑟夫·奈曾经指出，“软实力”体现了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吸引力”。从这个意义上说，电影理应担起通过价值观的“吸引力”来引人向善向上的责任。也许，有人怀疑电影“担当”与电影票房之间会存在冲突，但如果我们就近看看本年度获得奥斯卡提名的影片名单，就会发现，这些影片都坚持了价值观上的普遍“正确性”，甚至体现了某种人道主义精神的自觉“担当”。它们得到了全世界观众的尊重。如果说人活着需要点精神，那么电影也不例外。如果说我们的价值观担当曾经制约了观众的接受，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价值观没有得到充分有“吸引力”的传达。
所以，虽然当下中国电影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文化多样性和艺术丰富性，但一些电影创作中出现的伦理和美学虚无主义、审美粗鄙化、娱乐没有底线等现象，仍然值得我们保持一种清醒而审慎的批评态度。国产电影需要份额和票房，但更需要“绿色”的份额和票房；中国电影需要挣钱，但更需要的不是趴着而是站着挣钱；电影是商品，但首先必须是一种有文化的商品。有观众说过，“我们爱电影，从来不是因为电影能赚钱，而是因为电影给我们带来了感动”。也许这才是观众对中国电影最诚恳的期望。
来源：人民日报 作者：尹鸿